第279章 纣王（6/9）
为帝辛的罪状：“昏弃厥遗王父母弟，不迪”。“力行无度，播弃犁老”、“崇信奸四，放黩师保；屏弃典刑，囚奴延士”、“醢九侯”、“脯鄂侯”、“剖比干”、“囚箕子”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抹黑帝辛的第三类人，则是战国诸子。出于对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，先秦诸子无不“案往旧以造”（《荀子》），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。这也是为什么“层累地造”的中国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。帝辛被作为反面典型，为证明仁义重要，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没有事例可以象苏东坡那样“想当然耳”；为证明尚贤、用贤的重要，就举帝辛残害忠众以亡国的教训；为证明天道亡国，就制造帝辛“朝涉之胫”、“刳剔孕妇”的实例；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，就制造帝辛“为象箸”，等等。反正帝辛已是污水坑，大家能想象到的千奇百怪的罪名都加诸帝辛身上已是习惯之举，多泼一瓢污水又有何妨，由此造就了“千年积毁”的商纣王。
这些对帝辛肆无忌惮的抹黑，早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置疑与反驳。在现存的典籍记载中，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一点的，是孔子着名的大弟子子贡。针对一拥而上抹黑帝辛的现象，子贡一针见血地指出：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，“常相鲁卫”（《史记.仲尼弟子列传》），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感觉，一语道破了“千年积毁”现象的本质：“天下之恶皆归焉”，所有的曾经见过的罪恶和所有的人们能想象到的罪恶，都“归”于帝辛的头上。所以“君子恶居下流”，千万别当失败者，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。在中国历史上，亡国之君的下场都极可怜，但象帝辛这样被肆意抹黑的却绝无仅有。
宋人罗泌在《桀纣事多失实论》中认为：“纣大造宫殿，建酒林肉池，宠信女色，囚禁贤人，残害忠实等罪恶，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，凡桀的罪，就是纣的罪，桀纣不分，这些都是出于模仿。”（转引自宋英泽：《故都圣贤殷.受辛》淇河化研究第二卷）翻开《尚书》、《史记》等，桀有的罪恶纣都有，而桀没有的，纣亦有。因而，帝辛是夏桀加想象的罪恶的集大成者，亡国是其罪有应得。
但是，亲身经历了家国沦丧、山河破碎的明末大知识分子、抗清义士顾炎武在亡国之后沉思细想，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：一个帝国的衰亡，是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，以至于积重难返，非鼎故不足以革新。因此，在研究历史时，但颇有一些政治家的意味：前人多言殷亡于“纣之不仁”，“吾殊谓不然”，顾氏如是。并列举了自盘庚以降，商王朝贵族离心离德的种种行经，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：商亡是必然的，帝辛只是适逢其会，换了任何人，都无法拘救商王朝的命运。在这一点上，帝辛与崇祯帝有惊人的相似之外：比起前几任帝王，都勤政、英明的多，但都“适逢其会”，做了亡国之君。无怪乎崇祯帝临死前仰天浩叹“君非亡国之君，臣是亡国之臣。”大厦将倾，独木难支，家国沦丧，众叛亲离，此恨曷极！故帝辛**，崇祯自缢，英雄末路，无限悲凉。
到了现代，置疑与反驳声势愈演愈烈。胡适做了一篇论《儒》，指出《诗经.商顷.玄鸟》诗中“武丁孙子，武王靡不胜”，“肇域彼四海，四海来假，来假祁祁”，“殷受命成宣，百禄是荷”，是歌颂商族中的一个伟人，但武丁之后无人有此武功，于是便将之作为“悬记”而安在了孔夫子的头上。这一来引起大争论。冯友兰指出，武丁之后是存在一位武功极盛的君主的，且以考古、甲骨等材料佐证，但未言其姓名。而郭沫若亦着《驳儒》，予“悬记”以批判。郭氏指出：这个人就是帝辛。“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。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，便是经营东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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